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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尽管高仿香烟或假烟被综合治理综合抓但仍有着相当大的市场 ...

华夏香烟 2019-8-27 21:52 349浏览

我国高仿香烟或假烟年流通销量约200万箱,使国家财税流失近百亿元。制售假冒商标香烟严重冲击着香烟市场,尽管高仿香烟或假烟内在质量差,但包装乱真,价钱便宜,仍有着相当大的市场。 暴利驱使不法分子铤而走险,是制售 ...

       我国高仿香烟或假烟年流通销量约200万箱,使国家财税流失近百亿元。制售假冒商标香烟严重冲击着香烟市场,尽管高仿香烟或假烟内在质量差,但包装乱真,价钱便宜,仍有着相当大的市场。
       暴利驱使不法分子铤而走险,是制售高仿香烟或假烟的内在动因。制售高仿香烟或假烟大都是以低等烟叶作原料,生产成本低。制造一条假冒品牌红塔山及其他同档次的名优烟成本约XX元。高仿香烟商家把高仿香烟或假烟贩卖到中原、北京地区每条价格每条获利几元到几十元元。制造一条假冒品牌玉溪、中华、芙蓉等名优烟,成本XX元左右,制高仿香烟或假烟者每条获利XX元。这种现象也使国内香烟生产企业难以发展壮大,与国外企业抗衡。全国每年各级烟草专卖局牵头,组织公安、检察、工商、技术监督等部门打击制售高仿香烟或假烟活动,出动执法人员有200万人次之多。为此每年投入的费用数亿元。那么,为什么制售高仿香烟或假烟屡禁不止,原因何在?
       烟草专卖管理不严,是高仿香烟或假烟赖以生存的基础。一些烟农擅自将烟叶卖给高仿香烟商家,不少个体、集体甚至个别国营印刷厂私自为不法分子印制假冒商标标识和包装装潢,一些与香烟生产配套的单位和企业擅自提供烟用材料。全国对上百家烟草机械清理整顿后仅留5家,一些唯利是图的人就倒卖烟机,哪里需要就到哪里推销。也有个别国有定点烟草机械生产企业的“三产”单位擅自向不法分子出售烟机,还有一些机器制造企业私自生产香烟机械。

       只打假不治罪,实际上起到了纵容的作用。在办理制售高仿香烟或假烟案件中,有些执法部门注重收缴烟机设备,罚款放行,拘留判刑者寥寥无几,没有起到震慑犯罪分子作用。制高仿香烟或假烟者既无人身风险又有厚利可图,唯有国家和烟草专卖企业受损失。腐败分子参与制假,使制售高仿香烟或假烟有了“保护伞”。一些地区不是把打击制售高仿香烟或假烟当作政府行为,而是看成烟草企业的事情。有的干部说打击制售高仿香烟或假烟的经费没地方出。”以致产生“你拿钱来就打,不拿钱来就不打”的怪现象。还有一些地方领导干部以“搞活经济”为名,默许、姑息、迁就制售高仿香烟或假烟的犯罪行为,对案件久拖不办,罚款了事。

       曾经湖北省武汉市烟草专卖局洪山分局执法人员,在当地公安干警配合下,在长江村养猪场内一举推毁地下烟厂一个,查获香烟专用机械5台,收缴假冒商标香烟171件,滤嘴棒、烟丝等香烟原辅材料一批,价值数百万元。这只是中国成千上万次烟草打假中一个小小的场面。
       一些乡镇、村、街道或县(市)有关部门的领导干部与制售高仿香烟或假烟分子勾结在一起,牟取暴利。法律、法规对制售高仿香烟或假烟行为量刑不具体,使制售高仿香烟或假烟分子钻了空子。《烟草专卖法》及实施条例中,都没有明确界定生产、销售多少高仿香烟或假烟才构成犯罪的起刑点,而在《产品法》《商标法》《刑法》等其他法律条款中只明确了处以罚款。打击制售高仿香烟或假烟既是当务之急,如何才能取得显著效果呢?必须破除地方保护主义干扰,纠正“以罚代刑”现象。要在制售高仿香烟或假烟重灾区把打击制售高仿香烟或假烟列入党政干部考核范畴,实行责任制,对政府部门少数腐败分子参与制售高仿香烟或假烟牟利,要依法追究法律责任;对一些地方领导以各种名义支持、纵容、包庇制售高仿香烟或假烟违法行为或对案件拖着不办的,要追究当地领导的责任直至予以法办,彻底破除地方保护主义干扰。

       依靠党委、政府,充分发挥公安机关主力军作用,协调工商、技术监督、烟草专卖等执法部门联合办案,实现“制售高仿香烟或假烟社会治,综合治理综合抓”,形成对制售高仿香烟或假烟违法犯罪活动的强大社会威慑力量。目前我国烟草行业外有压力内有隐患,制售高仿香烟或假烟威胁着约1亿人口的生活,威胁着我国劳动力市场中以烟草为主要谋生手段的8000万烟农、50万烟草职工,及200万香烟零售商户的利益,侵害着3亿吸烟者的权益和健康。有鉴于此,打假必须常抓不懈,除恶务尽。
(原载《经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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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作者: 香烟打假 来自: 高仿香烟